慈济创始人证严上人
△ 证严上人
位于太平洋和一道险峻的海岸山脉之间，台湾东部的中央公路边上，有一栋比传统寺庙高大威武许多、更似大礼堂的白色佛教建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慈善基金会的所在地，也是其创办人证严上人和她的追随者打造济世梦想的地方。
作为台湾的骄傲，它不只在东方世界获得广泛追随，也被西方国家高度认同。“9.11”事件中，只有三个团体被批准进入现场救灾：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救世军(基督教最大的慈善组织)和慈济。
1966年，宗教人士释证严在小城花莲创立“慈济功德会”时，这里只是一个名为普明寺的极为普通的寺庙，狭窄简陋的屋子里，证严上人与几位弟子在这里做手工，发放救济品。
经过数十年发展，它在全球的会员(长期捐赠者)数目逾1000万，志工近200万名，次级团体的会员(全职志愿者)接近30万名。除了台湾本土外，它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有分会，拥有372个据点。
这位创始人，现在被人们尊称为证严上人。佛教以“上人”称呼高僧，谓“内有智德，外有胜行，在众人之上”之意。2010年2月25日的美国《读者文摘》(台湾版)对台湾人进行的“台湾民众对岛内名人信赖度”调查中，证严上人位列台湾最值得信赖名人榜榜首，并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李昌钰。
从宗教到慈善
每天清晨7时，打开电视机，调到“大爱电视台”频道——这几乎成为慈济人每天的必修课，电视里，证严上人正在“开示”，慈济人称为“早课”。
相应的，证严上人每天清晨3时40分准时起床，4时20分带着精舍师父(在证严门下出家的尼姑)做早课，7时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和慈济志工们再做一次早课。
慈济人都坚称，证严上人这样的做法几十年从未中断过。
证严俗名王景云，1937年出生于台湾台中。自幼，证严便过继给叔父为长女。1952年，其养母患胃穿孔，需要动手术，在那个年代，这是场大病。据证严上人回忆，当时她想起日据时期每次飞机轰炸时，邻居大婶都双手合十口中默念“观世音菩萨”，于是她对天祈愿：“如果母亲能好起来，愿减少12年的寿命，并从今天起茹斋吃素。”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痊愈了，而证严也履行自己的誓言继续茹素。
1960年，证严的父亲因脑溢血过世。证严在哀痛之余，开始接触真正佛教。在慈云寺为其父做佛事期间，证严往来于寺庙，此后萌生出家之意，并坚定了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和普通佛教信徒不同的是，证严上人并非只对佛经感兴趣，她还广泛阅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四书》，这让证严上人日后有了罕见的宗教包容性。
由于母亲的阻止，证严数次弃俗不成。某日，路过花莲秀林乡一个村庄，正逢该村的普明寺举行落成典礼。她决定在这儿安住，并在没有剃度师父的情况下自行落发。
1963年，证严来到台北临济寺受戒。寺中印顺法师成为其正式的剃度师父。印顺为王氏起名为“证严”，使其成为正式的尼师。
1966年，证严上人在医院探望一位弟子生病的父亲时，目睹了一场悲剧：一名台湾原住民妇女难产，但因付不起保证金及医疗费用，医院不肯收留，被迫离开。在证严因自己无力帮助那位妇女而自责时，偶遇三位天主教修女。交谈中，修女们认为佛教与基督教虽然基本理念颇为接近，但佛教对社会缺乏具体的表现，至少台湾佛教界没有具体作为。
这番对话，让证严上人发愿要进行佛教的济世工作。她的初步设想是，寺里包括她在内有6个人，每人每天生产1双婴儿鞋，每双可盈利4元钱，一个月能赚720元。另外可动员30名由花莲家庭主妇组成的信徒，每天到市场买菜前，先将省下的5毛钱投入寺里的募捐竹筒，一个月下来信徒们可凑成450元，二者相加近1200元的收入，成为最早的善款。
主妇将5毛买菜钱捐出的消息很快便传遍整个花莲，“5毛钱也可以做善事”的故事吸引了更多人将零钱投入竹筒。当年4月14日，证严上人在普明寺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并定下宗旨：救济贫民与病人，改变台湾东部地区医疗水平落后的状况。
△ 静思精舍
证严上人的良好品质也为慈济树立了典范——静思精舍不接受供养，连静思精舍建筑本身都是由证严上人的俗家母亲出钱建造的。竹筒收集到的基金全部存入功德会名下，与证严上人的生活费用分开。
早期慈济的成员大部分是家庭主妇，这重新定位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令慈济在女性中获得其他团体无法比拟的认同度。
功德会成立不到3个月，证严上人又创办了内刊《慈济月刊》。这本小册子，除了报道会务、转载佛学文章外，最主要内容是账目征信，这是慈济最早的账目公开。和一些收香火钱的寺庙相比，慈济的美誉度大增。
不过，在慈济成立最初数年里，除在花莲地区增长迅速外，它的会员成长一直非常缓慢。在这个“两蒋”治下的岛上，基督教和天主教会正在享受自己在台湾最后的黄金时代。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从前对在台各教会给予重金和人员支持的机构和资源，逐渐退出台湾。一度在台迅速扩张的教会声势渐弱，慈济等本土宗教团体开始浮出台面。
慈济综合医院成为新起点
△ 慈济综合医院
1979年，证严上人提出筹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的构想。此时的台湾长老会等基督教会组织已经没有力量走出台北。而台湾早期的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台北是繁华的首府，还有众多公立医院，台东一带则缺少正规的大型医院。除了距离远，由于北部的医院都需要缴纳保证金，贫困的东南部民众看病成为难题。
证严上人试图盖一座不需缴交保证金就能医病的医院的想法，发表在《慈济月刊》上之后，很快被其他有影响力的佛教杂志转载。慈济的想法不仅很快让台东的大学教授、官员、议员、商人、工人、家庭主妇都起而响应，也进而引起整个台湾的共鸣。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朝着有利于慈济的方向发展。
△ 慈济综合医院内景
1986年8月17日，耗费慈济近8亿元新台币善款的慈济综合医院落成。
向来严谨的证严，深知慈济还没有经营医院的能力，便把慈济医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经营权委托给在台湾最具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每年台湾联考最吸引理科状元的台大医学院。前台大医学院院长杜诗棉出任院长，医师等重要干部最初都是从台大聘请过来的。这等于是两个机构的共生结合，使慈济医院几乎等同于“台大花莲分院”。
这种巧妙的安排，为慈济医院的成功奠下了极佳的基础。在台大医学院的全力支援下，慈济医院在东部轻易建立起医疗权威的地位。
慈济的声势壮大，也让证严上人成为全台最具影响力的佛教人物。1980年代，伴随着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廉价医疗的济世口碑，居士陈慧剑描写慈济和证严上人故事的书籍《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第一版便发行30多万册，将证严上人的行者魅力散播到全台各地，同时也让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找到了追随的对象。
今天，研究慈济的学者把这之前的慈济称为“草根性、地方性的施善济贫庙宇组织”，而把慈济筹建医院视为慈济转型的开端。
为了取得建立医院的资格，慈济功德会遂以260万元新台币的母基金向台湾当局申请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并于1980年1月份获立案通过。慈济正式进入一个自身不断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基金会时代。
二次转型：“社区志工”计划
△ 有慈济五万名志工参加的活动
△ 慈济志工在厦门
在筹建医院前，证严上人已经在那个被称为“施善济贫庙宇”的组织里建立了慈济独特的组织模式。
起初，证严上人曾下定决心，自己除了不接收任何出家弟子，也不接受在家人皈依，但是有不少希望加入慈济的人要求皈依。证严上人最终答应收这些人为弟子，但是要求皈依的俗家弟子首先必须是慈济会员，同时还必须实际承担基金会的社会救济工作。
一批最虔诚的人成为证严上人的俗家弟子，后来这些人被组织授予了“慈济委员”的身份。
为了能穿上海青色的委员制服、皈依证严上人，信众都必须从普通会员做起，而且需要两位正式委员推荐。接着，还必须跟着委员见习至少半年，这被称为“幕后委员”时期。
早期慈济会员大部分是委员的朋友、亲戚，这种靠熟人网络建立起来的“委员—志工”组织模式，显示了惊人的能量。1979年，慈济医院准备开工时，慈济委员只有125位；到了1991年，慈济会员达到120万人，委员有3000多人。即便在离岛澎湖，6万人中也有1万人是会员。1991年之后，很长时间里，慈济会员几乎以每个月6-7万名的速度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宗教团体，慈济并没有排斥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会员的招收工作向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开放。一个被慈济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慈济医院的首任院长和慈济大学的首任校长都是基督徒，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慈济服务，而且他们直到卸任也并没有皈依佛教。
随着慈济委员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传统“上人—委员”直接互动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一场台风让证严上人坚定地推行了慈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组织结构再造。
1996年，“贺伯”台风造成大灾，慈济委员和志工们从花莲等地区赶到救灾现场，虽然他们已经先于政府救援队和其他NGO，但还是有很多民众不满地质问：“慈济的人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
在静思精舍的一场会议上，证严上人描述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她认为如果当时本地慈济委员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更有效组织当地民众开展救灾，而不是等待来自总部的指示和外地志工的到来，那么救灾工作将更迅速、更有针对性。
次年，慈济全力推广“社区志工”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慈济委员改变熟人推广和接受上人垂直管理的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在各地推展健康照顾、环保志工、社区绿化等工作。慈济委员今后必须组织自己所在的社区志工，进行日常培训。证严上人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再造，能实现“人间佛教”的蓝图：每个人都关怀邻居、热心公共事务，每当灾难来临时，所在社区自然就有许多慈济人可以就近伸出援手。
伴随着“社区志工”计划，慈济开始在全台各地建立分会。此后又因为国际赈灾，海外组织也得到了发展—此前慈济组织即使扩展到海外，也主要在当地华人社群中发展。无论是岛内还是海外分会，一般没有“领导”，除了少数行政人员外，主要都是依靠在地委员组织活动。
如果有某个社区志工组织的慈济委员超过了20人，那么就要分出新组，独立运作。小组人数少，组长才能照顾周全。当举行大型活动时，又整合多个小组的能力，这样可以有效地运用资源。这种组织形态使慈济的基层组织能同时发挥小团体灵活和大组织规模的优势。以慈济在南非的分会为例，志工中包括一群祖鲁族女性，她们会进入一些其他组织不敢进入的高犯罪率城镇，帮助照顾艾滋病患者。
1990年以后，慈济的志工群体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家庭妇女，其会员中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及青少年加入，覆盖了各种职业。“次文化族群团体”开始出现，包括以男性资深会员为主的“慈诚队”、大学生会员组成的“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又称慈青队)、教师组成的“教师联谊会”，还有精通外语的会员组成的“外语队”，甚至还有“警察暨亲属慈济联谊会”等。如果说慈济委员加入慈济是因为宗教的力量，而后发展出的“慈诚队”等团体则和慈济在慈善领域的专业化、企业化有关。
再次转型：慈善帝国
1989年，为了给慈济医院提供专业人才，慈济成立了护理专科学校，后来这所学校发展为慈济大学。此时的慈济已经拥有庞大志工体系、教育和医疗事业群。
庞大的事业群带来管理上的压力，同时，为了符合当局对基金会的管理要求，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燃眉之急。为此，慈济设立了董事会，由七位董事组成，证严上人成为董事长。
慈济已是一个跨越现代医疗、教育领域的庞大基金会，一个董事会远远不够，需要专业的慈善基金会团队。原有的静思社等行政团队已经无法符合组织要求，慈济于1990年成立了“总管理中心”，而后又在1999年更名为“志业中心”，下设宗教处、文化志业发展处、财务处等8个部门，证严上人兼任执行长，该中心成为慈济行政体系的“大脑”。
“志业中心”的出现，也让慈济的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志业策划推动委员会”成为决策机构。每周四，这个委员会会在静思堂开会，由证严上人主持，志业中心的三个副执行长—慈济大学校长、医院院长、电视台负责人参加会议。
证严上人的俗家弟弟王端正成为慈济改革的推手，他担任志业中心的副执行长。记者出身的王端正十分善于处理与媒体间的关系。正是在他的倡导下，慈济在志业中心设立“文化志业发展处”。这个发展处显然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枢纽作用：将慈济和证严的力量，不断从宗教界推向世俗世界，令慈济的事业生命力得以永续。
通过这个发展处，慈济除了买下广播、电视时段为自己宣传外，还建立自己的媒体群，并且吸引了不少台湾专业新闻人加入。目前除了《慈济月刊》，还有《慈济道侣》、《外文季刊》等杂志，一个“静思文化出版社”，一个24小时上星卫视—大爱电视台。大爱电视台将受助者的苦难故事拍成电视剧形式，在《草根菩提》栏目播出，同时在公交线路上播放，令需要帮助的人们能及时获得关注和捐助。有的节目能获得黄金档电视剧一样的高收视率，并因为感动整个台湾社会，不断重播。台湾世新大学2005年公布的“媒体风云排行榜”中，大爱电视台获得“对社会影响最大”之冠。
△ 慈济某一中学
△ 慈济大学
让大学、文化、医疗、教育四大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精英来筹办和管理，再倚靠媒体的充分配合，迅速地征服了台湾社会，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响力还渐渐扩散到亚洲之外的地域。这是外界人士对如今慈济策略的一个评价。
担忧和期望
在慈济深度参与世俗事务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世俗世界的审视。
尽管证严上人一直反对自己被神化，也时常鼓励追随者“人人都可以成为人间菩萨”，但是台湾人已经在证严上人身上寄托了太多感情和期望。慈济过于依赖证严上人也成为潜在的问题。随着证严上人年岁已高，有人担心后证严时代慈济的志工体系可否维持下去。
慈济虽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管理机制，但运作的根本还是仰赖信仰的自律。慈济认为只有真正有舍己奉献精神的人才能承担慈济的事业，因此全职行政人员的管理十分严苛，甚至对发型、日常穿着和形象都有严格规定，且待遇十分低，行政人员也时有流失。
无论如何，证严上人和佛教的力量的确让慈济与众不同：不愿意掏钱给官方慈善机构的人们，却乐于将钱交给慈济；由于慈济的志工行善，多是自己掏钱，因此行政费用低得惊人，最新的数字是只占捐款的3%；慈济的文化也让志工们得到了平等相处的机会，社会地位再高的志工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在普通世俗力量不能达到的领域，信仰力量却可能直达—1993年台立法院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开放非亲属间的骨髓捐赠，却由于打开捐赠骨髓风气十分不易，加上耗资巨大，当局无力承担骨髓资料库的建设，结果在台湾卫生署和医学界呼吁下，慈济成立了骨髓捐赠资料中心，迄今岛内累计捐赠已经超过30万份，而整个中国大陆的骨髓库存也仅有65万份。
早年，台湾中天电视台在一档介绍台湾电子书的节目中，特别提到慈济。华硕公司为慈济特地定制了一款电子书，除了可以用来阅读佛教经集及慈济的各种读物以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使用者看到个人捐款的使用情况。电子书的第一个试用者，就是证严本人—这仿佛就是这个以古老宗教为背景的慈善机构成功嵌入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隐喻。
文字节选、编辑自《凤凰周刊》；图片取自网络。
